從「台商之眼」看中國經濟發展：《醒來的世界》

2020/03/01 12:00

《醒來的世界》書封。

文｜亞然

　　台灣學者、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吳介民博士，最近出版新書《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台大出版），談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書剛剛出版的那幾天，我到幾間書店想找介民老師的新書，書店店員都跟我擰擰頭，說「書已經賣完了，要等補貨」。一本嚴肅的純學術書，為何如此好賣、值得我們關注？

　　我去年在台灣進行田野研究，跟社會運動和政黨相關的人做訪問，其中一個最多受訪者提起、最受尊重的學者，就是吳介民。近年很多台灣學者，認真的將台灣和香港兩個地方做比較研究，做出研究成果的同時，也換來給香港政府禁止入境的後果，吳介民又是其中一位。但吳的老本行、研究重點，始終是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發展，從博士論文研究中國大陸鄉村的工業發展與「非正式私有化」，到近年提出「跨海峽政商網絡」來解釋「中國因素」在台灣的影響，一直都離不開「政治經濟」。而今次的新書，可以說是從吳介民多年以來的研究所煉成。

　　書的主題是「尋租」（rent seeking），以非學術的說法、解釋尋租的意思：即撈油水、找好處。而在學術上，界定一個行為是否屬於「尋租」，其中一個條件是這個「找好處」的行為，要對整個生產無貢獻，甚至是反生產、對生產構成負面影響。如果有人跟你說：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很多上上下下不同層級的人（或官或民），都有撈油水找好處，你大概不以為意，因為這是什麼人都知道的事實（我想，就連《冰與火之歌》裡 know nothing 的 Jon Snow 也會知道）。那麼你會問，中國和尋租，還有什麼好寫好說？

　　吳介民在這本四百多頁的新書中，所問的問題不是「如果尋租是反生產的話，為何中國經濟仍然能夠快速成長？」這問題誰都懂得回答，只要利潤夠大就可以抵消這些尋租行為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因此，這本書實際所問的問題，是：「在轉型經濟中，是什麼因素使得猖獗的尋租活動可以和經濟成長並存，或不妨礙經濟成長？」進而再問：

　　「什麼因素使得台商（外資）願意接受尋租行為而持續在中國大陸投資經營」（全書的中心思想、立論，就在總結之前的第七章，讀者不妨先讀這一章）。要解答這個問題，吳介民從開放早期中的廣東發展模式，來做個案研究，並以去到廣東投資經營的幾間大大小小的台商作切入點，看看這些台商如何在「尋租遍野」的經濟環境中生存。

　　這本書裡面，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吳介民在田野研究的時候跟台商的訪問，從中獲得最真實的第一手資料，讀起來像故事一樣，當中不少訪問都是在吳介民早期研究時、一九九○年代初到中國大陸進行訪問時的內容。這令我想起讀博士第一年的時候，學校政治系不同老師教授，每個星期都會跟我們系裡面的十來個博士生，口耳相傳，談研究之路的經驗。其中一個星期，來講課的是《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前主編朱莉教授（Julia Strauss），她說做完訪問之後，一定要把訪問好好整理，然後分類收存好，因為這些訪問結果，隨時在我們一輩子的研究中都有用。

《醒來的世界》作者亞然。

　　從吳介民跟台商的訪問，是以「台商之眼（吳的說法）」看中國大陸經濟，而最有趣的，其實是看看這些四方八面的尋租行為可以如何多元化，如何像騙徒手法一樣層出不窮（當然那些尋租者其實也跟騙徒沒有很大分別）。在書中，人頭稅、工繳費匯差、排靠費、管理費、保護費等等，都是芸芸尋租的其中一種。

　　光聽這些特有詞彙，可能對我們理解實際的尋租行為沒有很大幫助，我就選取其中我們以為不陌生的管理費說明一下。

　　管理費，其實就是一種維持政商關係服務費，付了費用，就會有人幫你把大大小小你想到和想不到的煩惱都解決，亦即付了一筆大額的「尋租」費用給代理人，這名代理人就會代為處理其他的尋租行為。而這些台商心甘情願去付這些管理費、服務費，是因為這些費用「物有所值」。吳介民說，「（付這些大額的管理費）對台陽（編按：台灣一家公司）來說是一個『相對的問題』……提供外商方便進入當地市場的政商網絡」，如果不找這些代理人，情況必定更嚴峻，代價也會更大。

　　不過，通過滿足「尋租者」、付管理費所換來的政商關係，卻永遠都是流動的概念。「對不同的行動主體、在不同的時間點、處於不同的制度形構中」，就會有不同的命運，亦即永遠沒法取得恆久、可靠、真正的「正當性」。而這種「正當性」，在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所推動的經濟模式之中，或許從來都不存在過。

　　無論是台商或港商，在中國大陸做生意都要面對各種各樣的潛規則，但這些潛規則實際上是如何操作，卻不易知道。有趣的是，吳介民以台陽公司早期的研究中，發現台陽在支付費用給勞動局、公安局、合資公司、宿舍出租等公司，都分別報上不同的「工人數目」，對公安局說工廠有一千個工人，對合資公司則說有六百個工作。這種「流動」的工人數目，揭示出「各個部門之間對於外商的經營實況欠缺良好的溝通和協調，或許這些部門根本不在乎橫向資訊的流動」。所以，來自台灣的幹部才會說：「（即使工廠有十萬個工人）打死都（說）是二萬五千個人，共產黨不可能到床鋪用公安一個一個數人頭，這樣你明白了吧。」

　　從台商在廣東這二、三十年來的發展，經歷了興衰的過程，最後有些走上「倒閉大逃亡」的潮流，也有內遷外移，總之就是離開廣東。

　　這些故事所反映的一個現實是，做生意本來就多變數，而在中國大陸做生意，就更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中央政策隨時改變，地方政府為了生存也必須改變，就像過往能夠忽視工人保障、環境污染等問題，一旦中央重視起來，政策就會隨之改變，生產成本也直接上升，過去行之有效的經營模式（亦即滿足尋租者以換取短暫正當性）也不再有用。用台商的說法：「喝酒，無效了。」

　　同時，國際經濟大環境也有潮起潮落，沒有國家能夠倖免。還有外資公司（台商）本身，經過幾個年代的打拚，老的一代逐漸淡出，第二代管理者擔起大旗，卻也面對公司內部老一輩的不服從而舉步維艱。

　　就算不談國際政治經濟、不談中國政策轉變的問題，也不談這些外資公司的世代轉變，書裡面其中一個台商例子，也能證明有關經濟發展的問題是如何複雜（也解釋了為什麼需要這麼多學者研究相關課題，我在吳介民的書裡面，看到他所引用的各種學者文獻，幾乎就包含了大半個中研院社會所的老師了）。台商「絲麥兒」是製鞋廠，以往一季的一張訂單可能是三十萬至一百萬雙，現在最多也不過十萬雙，這跟成本、跟中國大陸，或跟金融風暴都無關，而是因為網絡年代，潮流輪轉比以往更快，以往一年只有兩個季度，現在一年變成六季。生產模式就必須迎合轉變。

　　最後，談談吳介民老師在書開頭輕輕帶過的一個重要問題：政治身分。身分政治（identity politics）是台灣政治的核心問題，什麼都是統獨、什麼都是藍綠。而台灣政治中，政黨輪替對於台商的命運也有很重要的影響。很多人都說現在民進黨執政，經濟差到不得了。但千萬不要以為台商都一定喜歡國民黨管治台灣。

　　有台商說：在藍營政府之下，兩岸關係好的時候，兩邊政府自己就可以談了，不需要台商這個角色。反而在民進黨的年代，兩岸關係緊張，台商的「身分資本」更顯重要。台商說：「（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時）中共會對我們更好，巴結還來不及！」台商之眼除了可以看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原來，還可以用來看兩岸關係。

（本文為《醒來的世界》部分書摘）

《醒來的世界》書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