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畑先生的辭典裡沒有『得到教訓』一詞，對自己做出來的東西的價值深信不疑，這就是高畑勳。他完全沒有自覺『說不定我正在做一個毫無益處的東西』。」這是日本動畫界另一號大人物押井守對高畑勳的評語，他也在《暢所欲言！押井守漫談吉卜力祕辛》裡稱為高畑勳為「臭知識份子」。在這本談論吉卜力的書裡，主要篇幅都在談論宮崎駿，其次就是高畑勳，剩下的寥寥幾頁則在談談吉卜力除前兩者之外的內容，其實也反應了吉卜力這個日本國寶的危機所在。如果說宮崎駿是太陽，那麼高畑勳就是月亮，月亮與太陽同樣重要，但月亮卻不能代替太陽的工作，因為月亮有自己的工作，我們可以簡單的從吉卜力的畫風來看這件事。

這裡住的一直都是紐約最窮的一群人。從早期的愛爾蘭人、義大利人，然後是波多黎各人，以及接下來的墨西哥人，他們因為不同原因遠離家鄉，在這個全世界最富裕城市的角落奮力求生，努力尋求向上流動的可能。

在美國農場安全管理局委託記錄大蕭條的約27萬張照片中，超過三分之一被「殺死」。它們被打洞穿過，就像被子彈穿過身體死去的人一樣。農場安全管理局攝影計畫的負責人、執行這項決策的人是經濟學家羅伊‧愛默生‧斯特雷克，他熱衷於詳細規劃並穩定建立龐大的照片檔案，但對於消滅自己不想要的照片卻也十分專斷果決。儘管保留下來的許多照片後來都成為知名歷史影像，但被「殺死」的照片卻具有某種更耐人尋味的魔力，記者愛瑞卡‧愛森研究了這些照片背後的歷史和孔洞的故事。

日本在鎖國兩個世紀後，於1860年代重新向世界開放，西方人立刻著迷於日本的事物。正是在這十年間，梵谷開始收集浮世繪版畫，啟發他創作了「未來的藝術」，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先被日本的傳統文化吸引。1876年，美國教育家格里菲斯前往日本時，他對這個似乎是遊戲天堂的國家感到驚歎，他寫道：「我們不知道世界上哪個國家有這麼多玩具店，或是這麼多出售孩子們喜歡的東西的集市。」

在人生的旅程中，你可能偶爾遇見一個人，時隔半生，這個人、這樁事才在你心中抽芽滋生，怦然而現。索拉雅——她那道薄薄的美人鬚，她那雙眼線筆畫出的電眼，當她告訴我們荷蘭銀行家的性慾受到撩撥、她那發自腹胃的低沉笑聲。他一隻手就可以把她折成兩截，但他辦不到；要麼她已經折毀，要麼她就是不會。

幻想有群背地裡始終觀察人類命運的機構，在社會無法看見的角落改動事件結局，進而引發歷史性的改革，似乎是非常好萊塢式的想像，或許可溯源於艾西莫夫在1955年做過的類似嘗試：於科幻小說《永恆的終結》裡，他設想有個超越於普遍時間線外的永恆域，他們觀察所謂時代走向，確保各種巧合誤差所拼湊出來的未來合理安全，若哪個環節出了差錯，他們便會派遣執行者，以最低限度的改變手段推翻往後數十年的預定發展。聽起來令人悚然或安然，如此假設都觸及了對於歷史本質的思考：牽一髮動全身的浪漫想像有無可能？若所有細節都納歸於歷史，又是誰決定了最終更改的權限？

說到西方世界的吸血鬼文學起源，你可能會想到伯蘭‧史杜克於1897年的《德古拉》。自一百多年前出版以來，這部作品就定義了往後的吸血鬼題材。但在《德古拉》出現的20多年前，另一個吸血鬼故事在愛爾蘭寫成，恐怖小說作家約瑟夫‧謝里丹‧勒‧法努撰寫的中篇小說《卡蜜拉》堪稱是現代歐洲的吸血鬼文學鼻祖。

情人節往往是戀人間的傳情之日，或是偷偷向愛慕之人表達愛意的時刻；但在維多利亞時代和20世紀初，每年2月14日你可能從討厭自己的匿名人士那裡收到「侮辱卡片」，或是在這天把侮辱卡片寄給你恨的人。

「我總是覺得有一群隱形人在這房間裡盯著我們，期待我們做些什麼。」《非戀人絮語》是那種寒冷到極端的熾熱，就像把手放到冰裡的感覺那樣。起初是個冷笑話，然後會讓人捧腹大笑，然後笑著笑著就熱淚盈眶了，因為你發現自己身在其中無法逃脫，而一切都失控的令你挫敗。所以，這是關於一對家世很棒，各自工作也很棒，面子裡子都顧了的男女的九年姻緣。這九年不是從他們在一起時開始算，而是從那一次在車廂浪漫到讓其他旅客不敢開門打斷熱吻的事件開始算。

相較於姊妹作《透明社會》和《愛欲之死》，《倦怠社會》可謂最為淺顯易懂的書名，是的，社會令人倦怠是過份明白的謎底，你不必追劇到底就能知道誰是兇手：讓我們如此煩悶疲倦的無怪乎眾多嗷嗷待哺的繳費單、倏忽即逝的周末午後，一周打卡不斷複製貼上即是數十年循環的生命型態（以及不斷累加的利息），人們總會在某一刻癱坐在床沿，深刻感到沉甸無比的倦怠。若果如此，我們又何須要再看一本「解釋倦怠社會是怎麼來」的著作？還是說，在看似尋常的循環內耗裡，有著並不凡庸的另一種倦怠？

思考一下「韓流」的「流」字，眾所皆知「流」這個漢字是代表水流，自然就會讓人想到「滿溢」、「氾濫」、「湧出」等詞彙，「三國志潮流」、「日本文學氾濫」、「韓劇席捲日本列島」等的說法都會讓人聯想到激流的樣子。因為這些表達方式，我想像中的國家文化就像被堤防堵住的水池一樣，如果日本這個水池的水位升高水就會流入韓國，反之韓國這個水池溢出的東西就會流進日本或中國。這個隱喻的優點在於它既簡單又熟悉，應該任何人都能輕易理解。但是我懷疑這個隱喻是否真的適合代表文化的潮流，取代「流」這個字，我想提出另一種「文化突變」的隱喻。

外星人的概念由來已久。早在人類文明對宇宙具科學準確的理解以前，世界各地的人們抬頭仰望星空，好奇那裡究竟有什麼。一些古代文明用想像力填補了神秘的天體，認為上面居住著神：負責創造太陽、月亮和星星的實體。有些人則認為這些天體類似地球，因此上面住著跟我們相仿的生物。在過去的時代，人們經常因為不同思想遭到迫害，即使在盛產哲學家的古希臘也是如此。當哲學家阿那克薩哥拉——他試圖為日食和彩虹等看似超自然的現象提供科學解釋——提出「月亮才不是神，只是一塊巨大岩石，太陽也只是一塊灼熱的岩石」時，於是被捕並被判死刑。最後由於朋友們的苦苦懇求沒有被殺，而是被流放。

經濟學建立在一個假設之上：「只要有機會，人類會極盡可能聚斂財富。」也就是說，人類對金錢的欲望是無限的，這種說法經常被視為人性的基本事實之一。然而，最近發表的新研究發現，其實只有少數人擁有無限的欲望，大部分人的欲望有限，只要一筆還算可觀的錢就能滿足。

都順子案是一九九二年暴亂的重要序曲。都順子是開設商店的韓裔移民，只懂粗淺英語，一九九一年三月，為了一瓶美元一元七角九分的橘子汁與拉塔夏．哈林斯起了爭執，最後開槍射殺了該顧客，全程被監視錄影機拍下。電視媒體一再播放此段錄影，激怒黑人，令韓裔顏面無光，白人則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袖手旁觀：「每一次播放此影片，都使黑人痛恨韓裔。」

從一起墜崖案開始，死者的老婆，一名韓語彆腳的中國女子宋瑞萊就是頭號嫌疑犯，調查的刑警海俊並不隨便聽從夥伴的想法，輕易地將其定罪，透過日夜跟監想找到宋瑞萊涉案的蛛絲馬跡。奇特另類的日夜相處，意外治癒了長期的失眠症，語言不通的隔閡成了某種曖昧不明的情愫，言神的交流不只想讀出彼此語言的意思，更想讀出彼此的心意，同樣身為看不見底的靈魂，卻都想看透對方。

男性隨著年齡增長不僅會掉頭髮、肌肉鬆弛和膝關節退化，細胞還會開始失去Y染色體，科學家已經將這種情況與一連串疾病和更高的死亡風險關聯，但只有間接的證據。科學家最近還發現，當他們從雄性老鼠身上移除Y染色體時，這些老鼠比攜帶Y染色體的老鼠更早死，原因可能是牠們的心臟變得更僵硬。

吉爾伯特公司販售的「鈾-238原子能實驗室」的警語寫著：「使用者不應該把礦石樣本從罐子裡拿出來，因為它們容易剝落和破碎，可能有放射性礦石擴散到實驗室的風險。」這是一款1950年代的科學套裝，內含四小罐真正的鈾。它鼓勵年輕的孩子使用封閉的儀器測量鈾的放射性，然後觀察放射性衰變，甚至實際去勘探放射性礦石。沒錯，吉爾伯特公司打算讓孩子在家裡嘗試這些事情。因此，該公司所寫的警語並不是關心人們的健康，而是擔心科學實驗失敗：因為把鈾礦從罐子取出會造成背景輻射提高，從而讓實驗結果無效。

現在她必須回家了。後來我們又在那片準備好要進行一場決鬥的圓形廣場上相遇。她們在和一個年輕男子說話，態度不甚友善，甚至帶著敵意。可是她們不是已經回家了嗎？先前我們明明已經陪她們走到了歌德廣場。她們不是說得要趕緊回家？為什麼此刻她們從席勒路上跑出來，跑下那道小小的階梯，來到那個偏僻的廣場？顯然她們先前根本沒有回家，是被這個年輕男子跟蹤，還是為了和他碰面。為什麼她們在距離十步遠的地方跟那個年輕男子說了幾句話，看似拒絕了他的陪同，卻又再度轉身往回跑？難道是我們打擾了她們？我們只不過是在經過時打了個招呼。後來我們慢慢往回走；當我們走到歌德廣場上，她們又從另一條街上跑出來，差點衝進我們懷裡，顯然嚇了一大跳。為了不讓她們感到尷尬，我們轉身離開。但是這表示她們剛才又繞了一段路。

《馴羊記》序章以敘事者「我」的角度出發，描述自己曾寫過一篇關於雪豹的小說給朋友看，卻獲得「你寫雪豹，問題是你沒有看過雪豹啊」的反饋，那次之後，「我」便有些心懷愧歉，終於申請到保育NGO的研究站，展開為期七十二天追逐雪豹的旅程。然雪豹僅是開頭楔子，往後篇章遂遁隱到紛雜敘事佈景之後，見到與否是潛藏的鬆散主線，讀者並未感受到目睹雪豹的急迫和超越性意義，換言之，雪豹如同其自身的神秘，它更像是整本《馴羊記》所緊密繫著的核心隱喻：若我們得以輕易取用描述這世界的種種二手素材，自己親自描繪一幅世界還有意義嗎？若我們還願意這樣做，理由又是什麼？

一名南韓主婦上傳了一段模仿劇中主角特殊說話音調與動作的詼諧影片，並且自稱為「非常妻子WUWASO」，引發網友憤怒留言攻擊，認為此舉非常愚蠢而且可恥，這位主婦隨即道歉並刪除影片。類似這樣模仿自閉症主角禹英禑穿著、表情、動作、講話方式的網路用戶其實很多，被其他人指出道德上的錯誤之後也大多會道歉。有些人對此表達義憤時，會寫下「編劇也痛心！創作這齣劇的意圖不是要被這樣模仿」之類的句子。然而，難道讓主角看起來有點古怪但其實漂亮、聰明又可愛，不正是編劇本身的意圖嗎？如果主角不是個可愛迷人但「帶有一點缺陷的天才」，又怎麼能嵌合進商業化浪漫喜劇的框架之中，引起眾人的喜愛跟討論呢？

男性凝視是約翰伯格等人提出來的觀點，最激烈或極端的表現或許就是A片，在這種視角之下，女性被客體化（或稱物化），她們成了沉默、沒有意見、沒有自主權、可以取代、可以被當成工具、可以任意侵犯的對象。既然男性凝視物化、簡化並主導了我們的視覺文化，那要反轉男性凝視，解藥不就是倒過來讓女性也凝視就好了？並非如此。

科學證實如果看不到外表，人類根本猜不出某些行為屬於哪種犬種。某些犬種被認為有特殊的個性（柴犬頑固、黃金獵犬熱情、吉娃娃神經質），是因為飼養者期待牠們表現出刻版印象中的模樣，方才造就的。而且順帶一提，其實大部分人並不擅長正確猜出狗的品種。如果一隻狗的個性不討喜，那是因為牠本身的個性或環境使然，就像平平都是人類也有討喜與不討喜的差異，跟品種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多愁善感的主題，構成了平民女性潛意識中的集體記憶，甚至會驅動她們去違逆一個父親的權威。在十九世紀末的文學中，對這種民間想像的鄙視比比皆是。這份想像充滿感動的淚水，尤其體現在女性身上。它在作家筆下得到充分發展，因為這種感動不但顯得荒謬滑稽，而且對善良風俗和家庭秩序有害。在十八世紀時，為一本小說而哭的舉動昭示著道德感化，但到了這時，卻完全相反：小說故事的感動讓女人變得傷風敗俗，甚至墮落自毀。情感文學到了此刻地位低微，沉淪到善感濫情的格局。出於宗教情懷的哭泣，曾在浪漫時期蔚為風潮，也是少女常見的情緒風景，卻難逃作家鋒利如手術刀的針砭批削。

一如所有幫派電影，拉拉扯扯的無非毒品槍枝、黑白兩道和糾纏不清的龐大家族，親戚過去又是誰的親戚。阿國和阿兜誕生在這裡，90年代的北港。他們似乎一降生就在那座撞球館裡，出生時已經10來歲，生著抽大菸和嚼檳榔的天生本領。就像《教父》，電影裡總有婚禮和喪禮，以及儀式底下蠢動的權力關係。幫派老大捷哥一次尋仇，帶上這兩小弟把風。然後婚宴流水席間槍聲散落，慌亂之際他將兩把手槍遺留給二人。從此絕對武力加上一點中二病，阿國和阿兜橫衝直撞，從北港闖到台北，肆無忌憚地就在街上和夜店裡噴出子彈。他們要的是恐懼，來自平庸眾人的恐懼，那是腐敗權力孳生的溫床，少年被那些害怕的眼神慣壞，益發「邱條」。真正有影，再看我久一點？

隱藏在宛如迪士尼王子般的外型之下，比利時籍埃及裔音樂家塔米諾的嗓音具有一種深刻且催眠般的古老魔力，他將中東與阿拉伯傳統音樂結合西方的巴洛克流行樂和獨立音樂，榮耀來自父系與母系的文化傳承。塔米諾的全名為塔米諾—埃米爾‧穆哈蘭姆‧福阿德（Tamino-Amir Moharam Fouad），其名是以莫札特《魔笛》中的王子命名。小時候回開羅探親時，他在櫥櫃裡發現了一把積滿灰塵的舊吉他，後來將它帶回了比利時。

烏克蘭數學家瑪琳娜‧維亞佐夫斯卡得知自己榮獲數學家最高榮譽的菲爾茲獎幾周後，2022年二月下旬，俄羅斯坦克和戰機開始攻擊她的祖國烏克蘭與家鄉基輔。雖然維亞佐夫斯卡已經不住在烏克蘭，但她的家人仍在那裡。

「情節瑣碎，人物卑微，既無娛樂亦無藝術創見，原不是可看性很高的影片，似也不值得禁。」猜猜這說的是哪一部電影？這是寫在《悲情城市》電影審查意見書「刪剪理由」下的第一段文字。在最右欄，審查意見書勾選了「本片應該不修剪列普級准演」。在理由三的地方，審查員還寫了：「禁之反助其聲勢，放之，似未真有什麼影響。」關於《悲情城市》的審查史，這份文件不足以窺其全貌，也不是我真正的重點。但可以推斷這個「可以任其自生自滅」的意見，應是寫在《悲情城市》獲第四十六屆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之前。這份檔案讓我覺得有趣，原因在於，我總忍不住想，若是影片在審查方的觀點看來「情節並不瑣碎，人物也不卑微，既有娛樂亦有藝術創見」——那麼，按其邏輯，豈不就「大大值得禁止了」？不，我不是在搞笑。認真對待這歷史的一瞬，我們至少會意識到，美學真的有其歷史與政治條件。

睡著的時候我們是無意識的狀態，醒著的時候我們則具有意識。處在這二者之間、擺盪在二者之間、或是說「怎樣都好」，具有意識與否已成為不重要的一件事時，這種空洞的存在方式，正是主角朝子在故事中的狀態。故事開始在牛腸茂雄攝影展展中看展的朝子，身後路過如無旁人在側一般逕自走馬探花看畫的男子，帶著疑惑與好奇的眼神，跟著男子到外頭。男子回頭後對朝子簡單詢問姓名，隨即就將唇吻上了她。

維吉尼亞‧吳爾芙曾哀嘆勃朗特姊妹才華出眾，但「過著貧窮的生活，限制了她們的眼界」。而美國新聞記者、編輯和文化評論家茱蒂絲‧舒拉維茲認為剛好相反，勃朗特姊妹不甚愉快的勞動經驗（主要是當其他有錢人家子女的家庭教師，她們其實全都很討厭人類，更討厭社交，因此不喜歡這份工作），以及感受到性別和階級歧視的事實，成了她們創作靈感的來源，正是因為如此才成為偉大的作家。

台灣恐怖電影《咒》在東亞與東南亞大獲成功，與我們和這些鄰近國家在地理上、心理上的相近性有關，以文化來說我們與他們比較親近，就像《決戰喪屍谷》的背景雖然是設定在內戰時期的西班牙，但整個歐洲從北到南都不會覺得陌生，而覺得這是很熟悉的主題願意觀看一樣。但該如何解釋在信仰天主教為主中南美洲國家的觀看佳績呢？我們與他們語言不通，人種不同，宗教相異，為什麼一個玻利維亞人下班之後會想要看描述台灣人撞邪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