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母語，這又是令我迷惑的名詞。195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作出了如下定義：「母語是指一個人自幼習得的語言，通常是其思考與交流的自然工具。」在許多文化中，民眾從小在家或鄉里間習慣說的母語被認定是「方言」，在學校及正式場合則會以「標準話」來溝通。標準話與非標準話之間因此有著潛而不顯的地位高低。《那不勒斯故事》中出生在工薪家庭的女主角艾琳娜強調自己從小習慣說義大利語，讀者可看出那是她身為好學生的堅持，同時也能發現她對方言隱隱的鄙視。老城區的居民大多只有小學文憑，大字不識幾個通常只會說方言，但在小說中敘述所有人討論正經事、使自己有權威時都要說義大利語，只是教育程度不高的居民們總是艱難地說著不道地的語言。

約翰‧馬魯夫從舊貨拍賣會上帶回一個裡面全是攝影膠卷的箱子，他只知道物品原有人的名字叫薇薇安‧邁爾，基於個人職業經驗與直覺，約翰開始逐一買回薇薇安‧邁爾被賣出的遺物，也因如此，約翰得到了更多薇薇安的膠卷、無數張她使用過的單據與信件、穿戴過的衣物與飾品、錄音帶與影片。這些細小繁瑣到令人幾乎產生密集恐懼的物品是薇薇安身體的骨，約翰因好奇開始追查並對薇薇安舊識的訪談則是她體內的血，而那數量龐大整理費時的攝影作品則是薇薇安的意志與靈魂，這一切融合成薇薇安‧邁爾這個人。當社會大眾多少次為薇薇安的作品發出震撼驚嘆，同時就有多少次為何這已是故人身後的惋惜，每個創作者都像薇薇安‧邁爾那樣矛盾、複雜、古怪並且遙遠嗎？《尋秘街拍客》這部記錄片裡有很大一部份的訪談都在描述薇薇安注重隱私而且極度孤僻的個性，每一個人的內心世界既不好懂也不易了解，但荒謬的是，有時人類居然又比任何一種生物更容易被看透被戳破，這莫不是身而為人的一種悲涼。

在惠妮‧休斯頓去世後的十年內，就有四部電影嘗試述說她的人生故事，包括一部未經授權的紀錄片、一部官方認可的紀錄片、一部電視台「Lifetime」製作的影片，還有一部劇情聚焦在她與女兒芭比．克莉絲汀娜兩人關係的電影。根據第一部好萊塢大製作的惠妮休斯頓傳記片《與你共舞》的編劇安東尼‧麥卡騰說法，這些關於惠妮休斯頓的電影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癡迷於她所犯的錯誤，它們都想嘩眾取寵。」與此同時，他也認為這些電影準確地反映出許多人長期以來對惠妮休斯頓的偏見，麥卡騰說：「當人們聽到惠妮休斯頓的名字時，總是難以避免地使用『悲慘』這個詞，這是一種很普遍的看法。某方面來說，《與你共舞》這部電影想要反映這種現象，並且糾正這樣的心態。」

對於現代人在民主時代的精神困境，托克維爾有一個生動的比喻，人們像是被困在激流之間，眼睛卻仍緊緊盯著岸上的廢墟，渾然不覺激流正將人捲入深淵。然而，這幅聳動場景所欲傳達的迫切，現代人基本上體會甚微，畢竟與民主時代共生的精神氣質，傾向迷戀輕盈細微的事物，其對災變的想像，最驚悚者或者不過是「自我之謎」。

被稱為龐克女王的英國設計師薇薇安‧魏斯伍德於1941年出生在英國德比郡，父母都是藍領勞工。她幼時就對藝術設計有強烈的興趣，但無法想像自己身為一個「工薪階層的女兒」要怎麼踏入藝術的路。因此她從藝術學校輟學，去工廠找了一份工作，一邊在師範學校進修，成為了小學教師。

卡麥隆曾經表明《鐵達尼號》是人類世界的隱喻，而這艘不沉之船最終淹沒大海，被生命之水毀滅是人類世界毀滅的某種寓言。我們不該太驚訝，就像《阿凡達》裡的人類已經把自己的星球給榨乾了，高科技高污染的世界即將毀滅，這也是為什麼人類要展開星際旅行，前往潘朵拉的原因。《阿凡達》從一開始就是個對人類失望的故事，科技的發展毀滅了宗教的信念，只剩下貪得無厭的掠奪，卡麥隆大可以上演一齣跨物種愛戀，讓人類與外星人和平共存，然而他卻要讓主角捨棄自身肉體，並回頭對抗自己的同類。

多年來，你沿著相同的路線開車下班回家，但最近卻常停在十字路口絞盡腦汁地思考是要左轉還是右轉。日常生活碰到的許多情況都會讓我們懷疑記憶衰退是否正常，這是認知能力下降的徵兆嗎？還是失智症的症狀？

挪威的特羅姆瑟位於北極圈以北兩百多英里處，是季節之間光線變化最極端的地方。從十一月持續到次年一月的永夜期間，太陽從不升起；之後白天逐漸變長，直到五月至七月的「永晝」，太陽永遠不會落下。永晝之後，白天變得越來越短，直到永夜。就這樣周而復始，從不間斷。因此，當史丹佛大學心理學家卡莉‧萊柏維茲在2014年準備搬去那裡時，她的親朋好友都很難理解。「我永遠不會住在那裡。」這是她聽到最普遍的回答，「那裡的冬天會讓我很憂鬱」或「天黑會讓我感覺很疲倦」，也有很多人這麼說。但永夜卻是吸引她前往特羅姆瑟的主因。

蠢人基本定律第一條就要開門見山：「從古到今，人人都低估了橫行社會的蠢人數量。」這句話乍聽小家子氣、語意不明又有夠不厚道。然而，仔細思量就會發現非常貼近現實。無論大家多高估人類的愚蠢，都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對以下事實感到詫異：一、原以為理性又聰明的人，最後卻變得厚顏無恥又愚蠢。二、愚蠢之人會日復一日、如無限迴圈般地擾亂別人的活動，老是毫無預警地在最令人尷尬的地點和最不適當的場合現身。有鑑於第一條基本定律，我難以給出總人口內確切的蠢人比例，無論最後得出什麼數字，終究都只是低估。因此在後面章節中，我統一用「σ」這個符號來表示蠢人的人口比例。

1938年夏天，一名意志堅定的推銷員來到了一座鬧鬼豪宅，兜售他的「無聲無息」真空吸塵器。它能「幫你節省時間度過美好時光，任何一個裝潢設備齊全的家庭都不應該沒有它」。這是《紐約客》第九版的一篇單幅漫畫，作者賺到了整整85美元稿費，而這篇單幅漫畫向全世界介紹了一個當時還默默無聞的家族：阿達一族。

曾有一段時期，打撞球可能會造成爆炸，而人類不想讓撞球一天到晚起火，所以改良了塑膠。原因在於當時撞球材質採用賽璐珞製造，而遺憾的是它極其易燃。賽璐珞於1869年取得專利，就在第一種人造塑膠「Parkesine」問世的幾年之後。雖然後人經常把賽璐珞跟膠卷連結，但它就跟其他許多早期塑膠一樣，一開始都是為了解決撞球材質的問題，也就是「象牙」。

英語發音出洋相是常有的事，講錯了更正就是，沒什麼大不了，可惜譯者沒這福氣。錯譯洋名是譯者的日常，也是譯者的無奈。寓言勵志作家保羅．科爾賀是巴西人，我接譯《愛的十一分鐘》時，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成名的科爾賀譯名已響叮噹，小譯者豈敢照葡萄牙語為他正名為「奎呂」？沿用既定譯名為上策。但話說回來，幾十年後，假如《愛》是某讀者第一次接觸到的科爾賀譯本，而這讀者聽慣了外國媒體對他的稱呼，挨罵的譯者是哪一個？

現在普通的定格動畫已經不夠看了，你還必須有其他巧思，比如後設元素，來讓你說故事的手法能更加讓觀眾感到新鮮，《狗和義大利人禁止進入》就是這樣的作品，法國導演艾倫‧于格多利用自己的動畫與紀錄片專業，說了一個關於自己身世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巨大的像是造物主的他，用自己的巨手打造著各種說故事的道具，並讓這個打造過程成為故事的一部分。

在《格林童話》的第一版中，兄弟倆聲稱他們從家鄉卡塞爾周圍村莊的老婦人那邊收集了這些民間故事，表明他們正試著保留瀕臨消失的德國民間傳說與說故事傳統。但他們言過其實了，格林兄弟或許羞於說出真相──他們的故事並不是從住在黑森林偏遠荒野、聲音低沉、眼神銳利的老婦人那邊所收集到的，而是他們跟女人調情時得知的。

科學家在研究中展示了三個渦旋如何連結以防止被拆散，其保護結構近似於維京人傳統的維京結（被認為具有神的力量）與其他文化的符號。儘管研究聚焦在玻色—愛因斯坦凝態這種特殊物質形式的渦旋，但這項發現對於量子計算、粒子物理學和其他領域都有影響。

當革命浪潮褪去，激情被無情鎮壓，如電影般颶風掃過的殘破街道、磚瓦路障，一瞬之間，恢復成欣欣向榮的城市街景；當激烈的港獨標語，被白色油漆塗抹刷洗；當一度被塗鴉美學佔領的立法會，成了慶賀《國安法》通過的宴客酒會。香港與台灣，就像難兄難弟；香港九七回歸，「台灣光復」超過七十年。台灣的街頭運動與民主改革超前五十年，似乎走在香港前頭，卻也隨時可能步上後塵。

佛洛姆認為，為了滿足這些「生命需要」，人會發展出由非本能的欲求所組成的相對穩定的體系──「性格」。性格會透過各樣「激情」展現出來。然而，每個人占主導性的激情都不一樣，且受到社會條件的影響。有些人是基於愛、溫柔、正義、真理來滿足生命需要；但有些人是基於恨、自戀、施虐、受虐、破壞性來滿足生命需要。例如，一個人想要克服孤獨感，他可能透過愛與關懷與人合一，也可能透過情感控制來填補內在的匱乏。

任何文章、書籍、繪畫、音樂與電影，若一發表就被外界大肆謾罵批評，除卻內容好壞，作品本質必定有某種趨向極光明與極黑暗之特性，勞倫斯所著《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書難道只是因為內容過於色情淫穢所以不可登大雅之堂？還是那些自詡不凡的評論大家只看得到勞倫斯書裡描寫的男歡女愛卻看不見他以極度寫實手法批判關於當時工業革命造成的階級分化、貧富差距以及勞資對抗等社會問題，即使這些問題直到現在依然存在？

人們經過了幾個世代，對於離婚的態度和規定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曾幾何時，離婚仍是「基於過失」的，也就是婚姻中至少需要一方有錯誤（例如虐待、不忠或其他原因）來證明離婚的合理性，才能讓法官幫你判決離婚。但法律並不能修復破裂的婚姻，正如法律學者蘿拉‧奧倫所寫，1930至1950年代的夫妻「經常想方設法找出規避基於過失的法律規定」，可能是雞蛋裡挑骨頭指控對方的種種過錯，或者乾脆跑去「更自由的司法管轄區」訴請離婚（這種做法又被稱為「遷移離婚」）。不過，這一切都以「無過失離婚」的引入而告終。

食人可不可以是一件優雅的事？畢竟民以食為天，無論文化差異，飲食都該謹慎——講究餐具選擇、擺放與持用的方式，生熟之間找到適合的熱度和刀刃最省力的部位，將稀疏毛髮的蒼白人體拆解，迎上唇齒，咬斷血管或筋脈，殷紅汩汩漫開。我想像自己是食人族，還要是優雅的食人族。但在《骨肉的總和》裡，食人和優雅絕對扯不上邊。

那些被我們稱為「孤僻型人格障礙症」的人，在他人面前會覺得自己比我們暴露、比我們脆弱、比我們孤獨。正因為如此，思覺失調症患者會說，自己是玻璃做的，透明且脆弱，無力承受他人的注視。他人眼光會將其粉碎，使之貫穿。思覺失調症患者正是這樣體驗自身的。連恩指出，正因為這種極度脆弱，所謂「不真實的人」才會如此滿足於自我隱瞞。「哭喊出於高興，微笑意味著心酸，皺眉表示同意，喝采因為不快。」唯有如此表現，他才能證明活在當下的現實之中（因此患者說：「你看到的都不是我。」）。相反地，如果他沒有如此真實表現自我，那麼對他而言，存在只是一種象徵形式，一切都成為空虛（患者只能繼續偽裝），但如果他不再佯裝，便必須暴露自己如透明玻璃，並且忍受因為被看穿所帶來的脆弱。於是，患者說他自己已經死了。卡在這種進退維谷之間，他名副其實地死了。為了證明這個死亡狀態，他必須瘋癲，這是因為瘋癲宣告了關於正常的死亡。「思覺失調症患者（因此）是絕望的，是徹底絕望的。」

大多數人說到仙子的時候，可能會聯想到《彼得潘》裡面的叮珂貝爾，或是其他暖心可愛的仙子和神仙教母，這些角色經常出現在迪士尼電影和兒童動畫之中，但仙子的起源黑暗得多——它們過去被認為更像是不死嗜血的吸血鬼。

馬斯克收購推特後說：「請注意，推特在未來幾個月內會做很多蠢事。我們會保留有效的，改變無效的。」但馬斯克或許想得太輕鬆了：在大規模的解雇、辭職、廣告商出走、新一波假帳號氾濫，以及模糊的內容政策等混亂之後，推特只能暫時關閉辦公室。然而，為了拯救推特，解決方法很清楚：那就是馬斯克必須解雇自己。這並不是因為亂成一團的開場秀，而是更深層的結構性原因。用馬斯克自己的話來說，如果推特的使命是成為「迄今為止全球最準確的資訊來源」，那馬斯克的多方利益衝突加上推特的國際業務，將共同扼殺這項使命。

在網路愛情詐騙案件越來越多、約炮逐漸常態化的當今社會，「為什麼不愛了？」成為人文學科試圖回應的提問。拜讀了幾篇社會學家伊娃．易洛斯《為什麼不愛了》的書評，大致理解了易洛斯針對「為什麼不愛了？」的回答是，從宗教和家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婚姻自由、情感自由與性自由，使得人們的情感活動不再依循著過往的契約關係，如：交往的目的必定是結婚生子。雙方的互動更為自由隨興卻也同時感到手足無措，再加上資本主義社會將示愛行為扁平化為消費，導致人們落入了不重視承諾與責任感的消極關係中。

電影從一場突如其來的死亡開始。這天，千鶴子的父親結束健康檢查從東京返回伊豆的住家，因結果良好而買了奢侈的食材慶祝。晚餐後，劇烈的胸痛卻莫名朝他襲來。死亡來得突然，卻不迅速，父親還可以自主步行上車前往醫院，等到將他安頓好，同行的母親仍有時間外出採買，再回到醫院時，情況已經改變，對父親急救的醫師將母親請出病房。一直到這時，「死亡」兩個字還沒有在母親腦中響起，就這樣，並未見到最後一面，父親就離開了她。因為如此猝不及防，名為「悲傷」的情感還沒有時間成形。

1942年11月，一部由匈牙利移民執導、前海軍軍官與一位名不見經傳的瑞典女演員主演的愛情片上映，由於是拿未完成的劇本就開拍，華納兄弟製片廠的很多人都不看好這部電影。結果是，它贏得了三項奧斯卡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麥考‧寇帝斯和最佳劇本）。這部電影由亨佛萊‧鮑嘉和英格麗‧褒曼主演，動人悅耳的配樂和場景設計，以及許多常被引用的經典台詞，使得這部電影聲名大噪，而它就是好萊塢最受歡迎的電影之一：《北非諜影》。

《浴血黑幫》講述以伯明罕為根據地的犯罪家族罪行，然而在表面之下，這部影集也是成員如何與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從歐洲戰場帶回家鄉的諸多創傷共存的故事。官方系列設定集《奉剃刀黨的指示》作者麥特‧艾倫寫道：「男人——其實是男孩——在最殘酷的條件下被派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他們回到英國過著更文明的生活，但從來都沒有完全拋開過往的可怕遭遇。」回到家鄉後，他們經歷了情緒失控、恐慌發作、憂鬱、夜驚和彈震症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症狀。

一九五三至一九八一年，詩人辛波絲卡以編輯身分任職於波蘭雜誌《文學生活》，期間曾與另一名同事負責「文學通訊」專欄，匿名回覆、評論投稿作品。這些是她的回覆意見。

迪恩‧弗萊舍—坎普所製造的動畫《迷你網紅實貝秀》更像是二十一世紀的產物，關於一個長了腳與眼睛的貝殼馬賽爾，如何帶著觀眾還有一個失戀的記錄片作者，進行一趟生離死別的生命之旅。因為他的親朋好友在原本居住這個家的情侶吵架分手後，意外一大包被帶走，只剩下他與奶奶。而迪恩，也就是本片導演迪恩則入住於此，在意外發現馬賽爾之後，決定為其拍攝影片上傳到網路上，讓大家注意到他，並協助尋找他的家人們。

因為每個作家都是試圖在地球岩層上一斧一鑿刻下自己印記的人，儘管這些印記有很大的可能會隨著時間風化，用一己之力抵抗這種風化就是文學的本質。同為創作者的人們，害怕的不僅是自己有朝一日終究會遺忘了提早離開的人，更害怕的是這個世界搶在自己之前遺忘了他。害怕不管多努力在地殼上刻字，總有一天那都將不復記憶。